老家院子里有一口井。井口用一块青石板盖着，石板上压了磨盘，磨盘上又压了石碾子。爷爷说，这井不能开，开了要出事的。

我小时候问为什么，爷爷不回答，只是反复叮嘱：“千万不能动那口井。”

后来爷爷去世了。办完丧事那天晚上，我听见院子里有声音。“咕嘟，咕嘟”，像是水在冒泡。我推开门一看，磨盘在动。那块几百斤的磨盘，像被什么东西顶着似的，一点一点往上拱。青石板缝隙里渗出水来，黑乎乎的，有一股腥味。

磨盘拱到一半，停住了。我壮着胆子走过去，趴在石板缝上往里看。井里全是眼睛。密密麻麻的眼睛，大大小小，在黑暗里眨着。有的浑浊，有的清亮，有的像是刚睁开，有的像是已经闭上了。所有眼睛一齐转向我。

我后退几步，撞在门框上。再看时，磨盘已经落回原位，一切恢复平静。

第二天，我去问村里最年长的九爷。九爷抽了半天旱烟，才开口。他说那口井是民国二十六年挖的。那年大旱，村里渴死了不少人。后来井挖好了，出水那天，全村人都围在井边。可水是黑的，发臭。第一个打水的人喝了一口，当场倒地死了。接着是第二个，第三个。那天一共死了十七个人，全是喝了井水的。

村里人吓坏了，把死人都扔进井里，用石板盖上，磨盘压住。九爷说，从那以后，每隔几年，那口井就会闹一次。井里的眼睛，都是当年死掉的人，他们还在等，等有人揭开石板，他们好出来。

我离开老家那天，经过院子，听见井里传来“咕嘟”一声。像是有人在井底叹了口气。

我站在井边，站了很久。我忽然想起爷爷生前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人做了亏心事，才会怕鬼敲门。”那口井里埋着的不只是十七个人，还有十七个人的冤屈。他们不是要害人，他们只是想出来，想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。

后来我查了县志。民国二十六年，大旱。那一年村里确实死了很多人。可县志上写的死因是“饥荒”。没有人提过那口井，没有人提过那十七个人。

我在院子里站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找来了村里的泥瓦匠，把那口井重新修了。井口不再用石板盖着，而是安了一个辘轳，井边种了一圈菊花。我打了一桶水上来，水是清的，甜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听见“咕嘟”声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阵很轻的风，从井口吹上来，带着菊花的香味。我知道，他们走了。十七个人，等了几十年，终于等到有人愿意听他们的故事。

我把县志里那段“饥荒”划掉了，在旁边补上了一行字：民国二十六年，全村十七人饮井水而亡，非饥荒。后井封，今开。

有些事情，不是用来怕的，是用来记住的。

可故事到这里，还有一段。

我修好井的第二年，村里来了一个老人。他说他姓陈，是当年那十七个人中某一个的后代。他爷爷当年喝了井水死了，他父亲带着他逃到了外地。他父亲临死前告诉他，老家院子里有一口井，井里有他爷爷。

陈老人在井边坐了一整天。他打了一桶水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甜的。”然后他哭了。

他说，他父亲一辈子没回过老家。他父亲怕。怕那口井，怕那些眼睛，怕村里人的眼光。可他父亲临死前说，他想回家。

陈老人把一捧土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撒在井边。他说：“爹，我带你回家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陈老人住在老屋里。半夜我起来上厕所，看见他坐在井边，对着井口说话。他说了很多，从小时候的事，说到他父亲的事，说到他自己的事。说到最后，他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怕你了。我来看你了。”

井里没有回声。可陈老人笑了。他说：“我听见了。他说他很好。”

第二天，陈老人走了。他在井边留了一束花，和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：谢谢你把井打开。我父亲等了一辈子，终于回家了。

我把纸条收好，放在爷爷的遗像旁边。我想，爷爷当年不让我开井，也许不是怕那些眼睛，是怕我知道真相。他怕我知道，村里人做过亏心事。他怕我知道，那十七个人，是被村里人扔进井里的。

可我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，才能记住。记住了，才能改正。

那口井，我一直留着。每年清明，我都去井边坐一会儿。有时候能听见风声，有时候能听见水声。可我再也没有听见“咕嘟”声。

我想，他们真的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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